刘俊：在全球化不可逆转，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东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进行着互鉴。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华文文学无疑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世界华文文学遍布五大洲，本身就具有一种“全球性”。

在导师的支持下，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台湾文学为主题。题目一开始相当“宏观”：台湾小说研究。可由于资料太匮乏，最后变成专论一个作家。写谁比较合适呢？我首先想到白先勇。从现场聆听演讲、整理录音报告，再到阅读大陆能找到的白先勇作品，我认识到，作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白先勇的小说具有沉重的历史感、深刻的人性观和独特的美学风格。我便决定以“白先勇研究”为选题，得到了导师的支持。

研究白先勇，使我较早地接触到了“新批评”理论。当时，对文本进行“细读”在大陆被认为是一种“小儿科”，觉得其缺乏“宏观”视野和“宏大”论述。但我坚持从作品“细读”入手，结合时代、社会和白先勇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创作历程，去认识白先勇的文学世界——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坚持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

由于华人人数、移居历史以及华文文学生成过程和存在方式的差异性，使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外国变体”，以“移植—本土化—落地生根—代有延续”为特征，而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区域的华文文学，则以一代代移民的代序层递为特征，处在“移植”的状态并常常以跨域异地的方式进行文学生产(作品绝大多数是在其他地方发表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影响较深，而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区域的华文文学则以重在表现“文化冲突”和作家、作品具有高度“流动性”为主要特征。

研究中，由于对台湾社会和海外生活缺乏了解，有些地方需要得到白先勇的确证，我会去信向他咨询。白先勇除了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还一再给我鼓励。我在研究中有一些个人想法，想征询他的意见，他告诉我，“这是你的论文不是我的，你写这篇论文，应该持‘百无禁忌’的态度，你批评我，我不会在意，即便我不同意，我也会尊重你的看法”，让我不要怕“得罪”他，“应该完全独立思考”。他这种大气的格局和为人的气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白先勇在大陆出生，少年时去了香港，几年后转去台湾，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在美国读书、工作，退休后文学(艺术)的创作(制作)中心又回到两岸。世界华文文学的几大区域，白先勇都与之相关，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gogo体育靠谱吗南京大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上学术积淀深厚，早在1993年，便设立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2023年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设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单位。而“白先勇”，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名字。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俊，解读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为何要看白先勇。

一是作家的区域和国别归属也许会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当今世界，作家与作品书写题材的跨国、跨区域“流动性”不断增强，许多自身也在“流动”的读者因具备了“世界性”的视野，而对世界华文文学作品的关注重点转向作品人物塑造的生动性、人性挖掘的深刻性和艺术表现的创造性。作家只要是世界华文文学作家，属于哪个国家或地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要好。

白先勇的文学世界所具有的巨大包容性，使得对白先勇的研究不但是“世界华文文学”的，而且是“跨界”的。故而，在研究白先勇时，势必要将研究视域从台湾延伸到与白先勇有关的香港、北美，最后回到大陆；也必然会将研究视域扩大到与白先勇有关的台港暨海外华文作家。“白先勇研究”看上去是作家研究，其实却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把白先勇研究透了，除了可以实现对白先勇的“本体研究”，还可以延伸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甚至还能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通过研究一个作家而能涵容整个世界华文文学，这样的华文作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

三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文学共同体特性将得到加强。当作者的区域、国别归属和文学生存形态上的区域板块分布日趋淡化时，作为整体的世界华文文学反而可能以一种有机体的形态得到突出。来自不同文化生态和社会背景下的华文文学，其互融互渗的程度将超过以往，并在一种多元并存的形态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华文文学也将因此而具有一种文学共同体意义上的新价值。(完)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提法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991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由当时的《香港文学》总编辑刘以鬯最先提出来，他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应该加强这一世界“内部”的凝聚力，要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台湾文学在大陆少为人知，但实际上，台湾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之进行研究的空间相当广阔，值得开拓和耕耘。

刘俊：1987年5月，正在复旦大学讲学的白先勇教授应南京大学邀请，作题为《台湾文学的发展》的演讲。我那时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此前读过白先勇先生的作品，觉得与当时大陆的小说有着明显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因此自然不会放过一睹作家风采的机会。

从那次演讲中，我改变了对台湾文学的既有印象，感受到其作品精彩、文学现象复杂。对我而言，这次演讲可以说是一种启蒙。当然，由于我当时对台湾文学还缺乏了解，因此演讲内容虽然丰富，我听下来也只是改变了“台湾文学不过是‘通俗文学’”的错误印象而已。

刘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有《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等论著多种。

中新社记者：您关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白先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名字。您的学术生涯与白先勇先生“缘”从何起？

刘俊：当我决定以白先勇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后，白先勇建议我：如要研究他，不能光阅读他个人的作品，还要对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有全面了解。他给我寄赠了一些他本人的作品，还请台湾出版界朋友给我寄了一批台湾年度小说选——这些作品构成了我“白先勇研究”的最初资料基础。

世界华文文学在海外，总体上还主要是在汉语使用人口范围内“流通”。当然，像莫言、余华、残雪以及白先勇、金庸等作家，因作品“外译”的多语种性和受欢迎度，使其作品已有“走向(华文以外)世界”的趋势。但必须承认，世界华文文学在海外(非华文世界)的接受度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区域板块分界很可能会趋于消亡。打破边界的网络世界已使文学的跨国、跨区域成为常态，网络世界或将成为世界华文文学未来主要的生存方式和传播载体——如此一来，很多区域内华文文学的“异地发表”现象，将会因网络的存在而逐渐消失，现在按区域条块划分的“世界华文文学”生存状态极有可能逐步淡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