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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改革的核心，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建立在仁者爱人、天下一家和“灵魂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及制度机制进一步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共同致力于创造出多样化的文化和文明，走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美好未来。(完)

中西德性都指向人的自我完善，都把造就平凡、真实、快乐、有责任感和创造力、能与自然及人类世界和谐相处的人作为自我完善的目标。

中华传统道德以儒家为主体，儒家道德以“仁”为核心，是最高的范畴、终极价值。“仁”的内蕴十分丰富：其一是身心合一，即首先应做到自己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即“仁者自爱”方能爱人；其二是“仁者爱人”；其三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是人类行为的黄金定律，可以和《圣经》中同为人类行为黄金定律的一句话相互阐发——“你想别人怎么待你首先要做到自己怎样待人”。

但另一方面，西方的正义观也有诸多问题，如自近代以降，西方的所谓正义观出现国内与国际即对内对外的双重标准。民主、自由、平等在理念与现实中出现巨大反差，其实质往往是有名无实、名存实亡，以西方中心、话语霸权、唯我独尊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建立在仁爱和良知基础上的正义论在国际交往中日益彰显出强大的道义影响力。

中西德性的差异是西方看重理性和智慧，注重对伦理道德的理论建构，中国注重仁义良知，注重直觉顿悟。中西方都看重德和智的融合，“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最高的智慧，这是中西方德性殊途同归的明证。

从古希腊德性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公正思想、近代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公正思想，到现代权利平等思想等不同发展时期，西方公正思想的公正问题由宏观的伦理公正不断向政治公正、经济公正和法律公正各个微观领域扩展，是人类理性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著名政治家池田大作就人类历史的命运和前景问题在伦敦进行了长达10多天的漫长讨论，汤因比反复强调——东亚，特别是中国，有可能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统一的主轴。

儒家认为正义原则是由仁爱精神所奠基，正义制度的源头是人的良知，在国际交往中儒家的仁义和公正理念观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基因。

西方人认为应由理性的灵魂来驾驭和控制情感的灵魂才能成为好人，中国人也认为唯有良知才能安顿人心，同时认为必须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路径才能成为好人即君子。

可见，中西德性思想二者融合创新，有利于促进人类第三次启蒙，中国德性文化注重悟道、证道和践道，使人性与天道相合即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互动，是生气勃勃、直觉顿悟的；西方理性、智慧强调逻辑推理，善于构建伦理道德庞大的形式逻辑的体系。

“仁”的第四层意思指行仁始于在家的孝悌，认为“仁”必从孝悌做起；第五意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六意为“仁”是君子人格最主要的品格；第七意指“仁”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就是善邻亲仁、协和万邦。

儒家“义”的内蕴是指公正合宜。义是人禽之辨的根本。情义、道义、正义层层递进，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信仰。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说：“水土有气而无生，草本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仁、礼、忠、信、孝等均被看成是“义”所包容的内涵。“义”作为价值标准，在儒家伦理中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人生最高目标和境界。“义”的境界主要体现在主体人顶天立地的道义担当与责任上。

一个重德性，一个重智慧；一个讲性善，一个讲性恶，使得智能化时代的当代人真正懂得：为了他人和社会、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要善于控制和驾驭自身的贪欲和邪念，这将有利于在当下复杂的国际情势中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推进人与世界的共生共荣。

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决定人的灵魂善恶的根本原因是理性和智慧。至善是“灵魂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也就是幸福生活本身，是灵魂切中真理的能力。中西方德性的最高境界是“中庸之道”：亚氏认为，行为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应该的场合，为了实现一个应该的目的，运用应该的手段，通过应该的话语、方式方法，达到应该的目的与后果，这就是中道之德，和中国儒家的“执两用中”“允执其中”，注重为人处世和治乡、治国要善于“权”变的理念十分相似。中庸之道贵在根据实际情形在动态中权变，掌握事物发展演化的规律，使自己的行为能命中真理。

儒家公正观的一个缺陷是以伦理道德来代替法治，难以制约人性恶的一面，而西方的契约论的公正观则有可能丢失正义的伦理道德底蕴，变成一种技术化的正义规则。

儒家“义”的境界体现中国人顶天立地的道义担当与责任意识。西方公正思想是人类由不自觉逐步走向自觉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解放自身的一个过程。

良知作为正义的制度之源是最为可靠和根本的，然而这是一个长期的终极目标，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人心还有不依从良知的一面，甚至有性恶的一面，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作为外在的契约制度对人的行为规制是必要的。

中西方公正思想的差异在于西方强调遵循法律，中国强调礼制，正义原则是为制度建构奠基，是一切制度建构的原则。与西方制度建构的契约精神不同，中国强调内在的良知是正义制度的根据。

儒家的“义”与西方的正义理念有相近之处。儒家的公平正义理念渊源于原始氏族社会淳朴的民风，生成于宗法等级结构的小农自然经济社会，它的价值标准指向维护“礼”的传统社会统治，这与西方近代的契约论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观有质的差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仁爱、尚正义；崇和合、中庸、厚德载物；主张民胞物与、天下一家；深谙共生、共长、共存、共荣的至理；在国际关系中讲求“保合太和”“万国咸宁”，是个体人的身心和谐与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密码。

曾主持完成国家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上海市德育重大项目等10余项，曾获得国家图书(教育类)二等奖和省市级教学、科研一二三等奖10余项，《中西智慧与人格建构》(70万字)入选教育部文库，202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口袋彩店app首页人类文明从原始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金融文明、人工智能文明，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性的不断改造。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人”驾驭自身贪欲和邪念的能力并没有随之提升，因而，人类需要第三次启蒙，其主题是“当代人怎样成为能够驾驭自己贪欲和邪念的人”。在中西文明互鉴中比较中西德性，有利于人类的第三次启蒙，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幸福安乐。

邵龙宝，上海杉达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原同济大学二级教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化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顾问联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原副会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上海市教学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