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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发购彩1948年，中国著名作家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那一年，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主席的张隆溪刚刚出生不久。多年后，张隆溪成了钱钟书的得意门生，并与之相交甚笃。今天的他，早已是享誉国际的学者，每每谈起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汉学时，仍常以钱钟书的这句话开头。

自十九世纪开始到今天，西方学界形成了一个传统，即有一大批学者，包括汉学家，都在不断强调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光是法国人，美国人也是一样”。

“中西方文化在语言、历史、社会等不同维度皆呈现出不同风貌，但也在很多方面展现了相同和相通之处。我非常反对将中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张隆溪此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一再强调。

“然后我就反驳他说，杜甫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难道是杜甫变成了一只鸟吗？”张隆溪笑着说，“中国的诗歌里一样有很多比喻的、象征的、抽象的意象……西方对中国的部分看法是令人哭笑不得的”。

早期汉学家无法脱离传教士背景，因此早期汉学成果往往被禁锢在宗教视角之下。那么，西方汉学研究是何时从方向上发生了变化？张隆溪认为，应该是二十世纪以后。彼时西方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转向世俗化社会，科学飞速发展，各学科离宗教生态越来越远，包括汉学。自那时起，汉学家们开始脱离宗教背景，更侧重于从汉语语言或汉语文本入手研究中国。

此外，令西方向往的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和知识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制度对当时欧洲社会来说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欧洲还是贵族世袭制度，平民阶层社会地位较低。张隆溪坦言，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西方的“理想”。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在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中，政教分离的观念、社会流动的观念、通过知识实现向精英阶层转化的观念，西方都是从中国看到的。“可以说，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非常正面，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比如，美国已故著名汉学家史景迁认为，法国人有一个把中国视为与西方“绝对不同”之异国的传统。目前仍有不少法国学者在不停地探讨中国与希腊如何不同，因为希腊在他们看来是西方文化的根源。

“我和他经常有一些关于文学的辩论。他是中国诗歌的爱好者。但他觉得中国诗歌都是写实的，而西方诗歌则是虚拟的，或者说是比喻性的。”张隆溪称，宇文所安特意在其著作中对比了两首诗，一首是杜甫《旅夜书怀》中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另一首是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威斯敏斯特桥上》，后者描写了站在泰晤士河桥上俯瞰伦敦城市的景象。宇文所安认为，华兹华斯这首诗和他是否身在伦敦并无关系，因为其笔下提到的意象皆是比喻性的、象征性的。但杜甫描写的则是他站在水边看到的真实风景。

回顾西方汉学的发展脉络，张隆溪指出，最初的西方汉学是在当时的西方文化背景中产生的，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西方思想界是仰望中国文化的。

张隆溪强调，我们既要看到文化之间的不同，也要看到彼此的相同，“文化的各个侧面都要了解清楚才好。不要过分强调‘异’，而忽略了‘同’”。(完)

张隆溪，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讲座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张隆溪是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欧洲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主席。2007至2009年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他是《世界文学学刊》主编之一，以及美国《新文学史》顾问编辑。长期专注于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用中英文出版了20多部专著，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学术研究影响广泛。

敬仰中国文化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对欧洲与中国的交流抱有极高的期待。十七世纪末，他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难掩激动地说：“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当时‘中国’的读音)……”

也是从那时开始，汉学家们逐渐重视起语言训练。“二十世纪的汉学家们大多熟悉中国古文，并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张隆溪说。

时间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冷战背景下，“Area Studies”(区域研究)兴起，大批学者转而聚焦“当代”，中国当代社会研究成为西方区域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张隆溪表示，“Sinology”由此向“China Studies”转变。“‘汉学’这个词汇也在此时发生变化。欧洲直到现在也没觉得‘Sinology’有何不妥，美国则很少用了，倾向于称为‘China Studies’或者是‘Chinese Studies’。”

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开始与中国频繁接触，这也是汉学形成的开端。最早接触中国的汉学家大多有传教士背景，他们留下了许多信件，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将大量中国经典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摆脱宗教阴影，带领社会走向世俗化。从利玛窦到张诚、白晋，当这些传教士们把他们眼中的中国介绍到欧洲后，给欧洲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因此，中西方文化从始至终都并非绝对对立”。张隆溪直言，一方面，“对立”不符合两个文化本身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眼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非常微妙。正如钱钟书所言，“心理攸同”，沟通不同文化、增加相互理解是时代所需。“我们这些比较学者、包括汉学家们能做的，对国际政治是有贡献的。也许这些工作倾向学术，但它其实和政治、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张隆溪说。

“莱布尼茨、伏尔泰都没有到过中国，但他们从传教士的笔下了解到，在遥远的、此前根本不知道的东方，有个国家的社会管理非常完善，却没有教会。他们因此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成为符合理性的世俗化国家。”张隆溪说，于是有大批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

张隆溪还提到另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又译作余莲或弗朗索瓦·朱利安)，他在其著作《迂回与进入》中把中国传统视为重新思考古希腊传统的对比参照物。于连的目的是“回看自己”。他视汉学为“迂回”认识欧洲的新工具，是欧洲哲学的对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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