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不能带来和平，但和平可以带来安全。这需要从不可分割的整体安全角度来重新构建和平，所谓“整体安全”，就是要把经济繁荣与跨国调停结合起来。一方或少数人的安全，不能以牺牲另一方或其他人的安全为代价——这就是北约为什么带来不稳定的原因。

尽管如此——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如此，美国一直在加紧实施一项战略，重新确立其在亚洲的军事优势。最近的北约峰会明确反映了其关注点向亚洲的转移，因为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失败，暴露了美国领导的北约在指导思想、资源和体制方面的局限性。

东盟的中心地位可以而且也应该在未来亚洲多极和平格局中发挥基石作用。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达成，证明了其低调的行事风格是有效的。通过贸易、投资、基于互操作性标准的主权数据平台，以及基于国家主权货币的数字化支付手段，进一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积极和平”的组成部分。

美国和北约的“死亡之手”带来了潜在的局势升级风险，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诅咒”。国家之间本应有其他的相处之道——69年前的“万隆精神”再次向我们发出召唤。

威慑话语试图转移风险，但从未从根本上解决不安全形势。在力量上压倒对手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但这并不是根治不安全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整个美国-北约的战略思维都建立在这个有缺陷的威慑框架之上。

不论在乌克兰还是在加沙，所谓的“威慑”策略都失败了。这提醒我们所有人，这种做法并不能带来人民要求和应得的安全、和平或繁荣。

彩客网触屏版胜平负近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俄乌冲突指责中国，以此为理由推动北约向亚洲扩张。美北约认为自身安全要靠军事威慑来实现，这反映了一种“消极和平”逻辑，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风险，反而可能推高风险。相反，世界需要树立“积极和平”理念，从整体角度出发，塑造经济繁荣与和平的共生关系。多年来，亚洲已经形成了一种多极化的、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和平模式，它仍应继续成为地区和平的基础。

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努力发展一种“积极的和平”，这是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 (Johan Galtung) 曾经提出的观点。所谓“积极的和平”，就是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处理动态的稳定，将繁荣与和平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与之相对的，“消极的和平”虽然表面上没有军事冲突，但这只是威慑的结果，所有相关的不稳定和危险因素依然存在。

一场俄乌冲突，让西方军工复合体在军事物料方面的缺陷暴露无遗，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质量上，他们所谓的“技术优势”看来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过去两年交付给乌克兰的大批“尖端武器”并未能给乌克兰军队带来决定性优势。数量上，西方供应链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修复和弥补战场损耗——让北约国家几乎耗尽了库存的155毫米炮弹就是个典型例子。正如路透社最近一项调查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和北约扩大军火产量的计划已经失败。西方国家的月生产能力不足以支撑乌克兰目前的消耗，跟俄罗斯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相比更是难以望其项背。

美国和北约荒谬地将自身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失败归咎于中国，这不仅是在为自己的军事失败找借口，也是在为北约把手伸向亚洲找理由。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被归因为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看来，中国是俄乌冲突“决定性的推动者”，“煽动了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但即便只是“打嘴炮”，实际上也是对实现稳定与和平的“诅咒”。确切地讲，西方话语是放在这样的框架之下的：安全要靠军事威慑来实现。西方想要化解当前的不稳定局势，殊不知他们自己的这种思维定式正是不稳定的根源。威慑的目的是抬高对手发起攻击的预期成本，进而令其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并不怎么站得住脚，在许多情况下根本不起作用，甚至反而可能会制造出“安全困境”，引发军备竞赛。换句话说，威慑失败的风险很高。

亚洲的和平与繁荣正面临风险，这一风险来自北约向该地区的扩张，以及美国试图重新夺回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世界多极化已是既成事实，而亚洲正是多极化和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和平模式的典范，繁荣与和平是一体两面。69年前万隆会议通过的《万隆宣言》，直到今天依然是地区和平的基础。

持续的混乱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典型特征，这也成为了美国试图通过北约的全球扩张来重新确立其世界霸权的背景。这种政治混乱，反映出美国的政治经济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愿望，更不用说让美国维持其无与伦比的全球军事霸主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