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传统与现代，归根结底是要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服务。在对谈中，王学典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重建价值观与秩序追求，要有抓手与基础，有足够现成的东西为之所用，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上述过程的最佳资源与最佳凭借。王蒙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很大的一个意义在于，能够认真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其有生命力、仍在人性中活跃的部分，“不管你吸收了多少外国的人工智能也好，电力与发电、无线电技术，还是各种技术也好，都仍有中国文化的灵魂在那里”。

华体网app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指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其时，孔子、孟子、老子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中华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古往今来，环视中外，对谈中洇着人类历史的浓墨重彩。孔子对谈老子，适周问礼，传道授业，塑中华礼仪之邦。柏拉图著《理想国》，载苏格拉底与他者对谈，奠定西方哲学基石。

平衡传统与现代，需找到两者间的衔接。王蒙在对谈中提出，传统文化的基本在于其“此岸性”，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度。王学典进一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归纳为儒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愿望、此岸理想。正因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实践性、此岸性，关注现实，才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与根基。王蒙认为，中庸之道，是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另一衔接，中是准确，庸是正常，“中庸”就是不为已甚，过犹不及，留有余地，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克服根源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概念所具有的弊端，纠其之偏。

正确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是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关键。两位大家在对谈中，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精炼出中华文明的文明自信力、生命力、凝聚力与亲和力，这是新的文明形态在中国形成的丰沃土壤；并一致认为，文明的更新与发展，必须经由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这也是中华文明的未来所在。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长期交往中形成开放的体系，正是具有突出特性，才能长期高水平发展。而这种文明发展状况，也为中华文明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华文明在对话中推动自身发展的“再造”，更好地回应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挑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