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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孟子“义利之辨”蕴涵着共同体的实践准则，指向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眼前利益与长远发展”“局部利益与整体和谐”等不同分野，彰显了中华民族重视道义的优良政治传统。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现实考察，其现实意义在于：“人禽之辨”显示，通过“共情”，人类可以跨越种族、肤色、国界、意识形态等，建立起彼此间的情感呼应和人性诉求；“义利之辨”则说明，个体、群体与他者之间可以实现“共赢”，达到利益均衡与协调；“王霸之辨”则强调，在多元世界的政治冲突中，各国应将“王道”视作最高理想，立足构建和谐稳固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以期实现人类社会“共存共荣”。

陈晓霞，现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为多所院校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儒学发展史、文化产业发展、青少年教育研究。主持近20项国家、省、市社科规划项目，出版《新时代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社会道德风尚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游学三孔》《游学四孟》等12部个人专著，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孔子研究》《理论学刊》等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学作品100余篇。

中彩神彩票“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泛称，是关乎群己利益的政治联合体。“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共同构成孟子“共同体”思想中最重要的辩证关系，着力调和“人与物”“己与群”“群与群”之间的三重利益，对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具普遍价值和借鉴意义。

首先，孟子认为，人和禽兽之间的差别，在于人具有仁义礼智等“善端”，且“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禽兽则不具有。一个人若失掉了内在的伦理德性，就不能归之为人，而只能被视作禽兽。个体生命需要通过体悟、反身等工夫，不断存养“善端”，牵引并呈现内在的仁义德性，实现“小体”和“大体”的分野。

其次，从“王霸同情”到“王霸同归”。孟子“尊王抑霸”并未完全否定霸道的价值，只是在王道与霸道的优先位上，强调王道要优先于霸道。孟子的“王霸之辨”视“王道”为最高理想，由此确定了共同体的终极目标，但在现实政治语境下，孟子给“霸道”留足了言说空间。孟子反对不义战争，但又推崇王者之师，认为“王者无敌”。具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王霸之辨”的基本前提应是警钟长鸣，战备不息。

“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西方“共同体”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而东方则可追溯到《尚书·尧典》，始于尧舜立“人伦”，成型于周公作“周礼”，孔子继承周公思想创立儒学，延及战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儒家道统传承为己任，立志赋予“周礼”新的生命力，创立了以“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三重辩证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共同体”思想。

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沉浮，给国人留下的深刻教训是：弱国无外交，卑躬屈膝以求国际和平，只能沦为鱼肉，任人宰割；唯有自强不息，整军备战，方能止戈息武，赢得世人的尊重。中华民族始终追求“王道”，一贯主张自强而不图霸，这与西方文化中的“斗争哲学”有很大不同。

其次，由“圣人与我同类”，做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价值宣言。孟子以“仁者爱人”的理念，打消人们视凡人与圣人不同类的疑虑。在孟子看来，凡、圣之间的共性体现在人类天生所持有的口耳目鼻之欲，但却不能将之视为根本属性。个体生命应将德性当作“性”，而不是把“圣人与我同类”的“类性”(生物本能)当作“性”。个体生命完全可以将“口耳目鼻之性”转化为“仁义礼智之性”，而这种转变依赖的是“同然之心”。孟学本质为心学范畴，“人禽之辨”的精髓与核心是“性善”，突出了君子的“仁爱之心”。

孟子的“王霸之辨”首次加入了价值判断，将“王道”视作共同体的终极目标。首先，从“王霸异质”到“尊王抑霸”。“王霸异质”是孟子“王霸之辨”思想的前提。王道，以德为先，由仁义行，不关乎国土之大小，兵力之强弱；霸道，以力为凭，假借仁义之名而行，需要一定的国力和兵力作为支撑。孟子认为王道可取，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霸道以力服人，肯定避免不了杀戮和流血，所以孟子极力贬斥和否定。

孟子“共同体”思想中三重辩证关系着意解决了“人与物”“己与群”“群与群”之间的紧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普遍的人文关怀与仁爱理念，既为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共同实现设定了终极目标，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指导。(完)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在此，虽不能排除他对西方价值的回护，但同样昭示着全球领域内容多元文化冲突的不可避免。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华文化与不同文明开展对话，正视挑战并回应冲突。

中华民族作为全人类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对世界各国面临的全球性发展问题不可能也不会不关切。一方面，中国政府要通过“内循环”，改善民生，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实现提供可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要推己及人，加强“外循环”，积极承担地区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体福祉作出积极贡献。

在共同体中，孟子的“义利之辨”，追求“义利合一”“见利思义”“舍生取义”，以期实现群己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首先，既反对功利，要格君心之非，又倡言“仁政”，要“民利而不庸”。孟子将社会动乱的根源归于世人的功利之心，功利之心引出争夺之心，各国为争夺土地、资源、人民而不惜发动战争，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其次，要遵守道德底线与社会准则，坚持“非义不取”下的“因义得利”。

西方国家强调“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则属于一种资本至上的功利主义。“义利之辨”追求的是个体、群体与他者之间的“共赢”，以实现国家之间乃至全体人类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因此，中国的外交工作一直坚持“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由此，“义利之辨”既彰显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文化底色，又呼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义。

借助“王霸之辨”，孟子视王道为最高追求，不仅蕴含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为全球公正合理新秩序的重建与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更为新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人文智慧。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国际政治势力的消长，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以期在中国发展和全球共同体利益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从“圣人与我同类”到“人皆可以为尧舜”，打破了信仰、阶级、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国界等狭隘的壁垒，在人性和人格上实现了人类终极意义上的平等。通过共情和心理呼应，凸显了人内在的恻隐之心，使建立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共同体成为人类一致的追求。